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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引证问题看中国学术的非理性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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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3 10:20: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 论文库www.Lwku.com  作者: 佚名
                             在最近几期《学术界》的学术批评栏中,经常看到一些文章对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必要“引证”提出质疑。这种否定学术基本规范的观点,国外也有。比如,R.W.埃默逊(R. W. Emerson)就这样说过:“我痛恨引证。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但无论怎样,我认为这样的见解不可取。一篇“的”论文,规范而详细的引证不可或缺。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写作是否规范化,决不是一个小或枝节问题,而是反映了学术界精神气质,关系到学术进步的问题。     1.“学术”的任务和目标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国内不少学者可以说是糊涂的,至少理解得很片面。最近,人们都热衷于谈“原创性”,好象学术的唯一目标就是提出前人所未有的新思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整术传统、提炼知识等,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的任务和目标。学术的进步和有两个源泉,一个是对以往学术传统()的研究,它是长青的;另一个是对现实世界图象的探讨和思考。这就是说,学术研究的任务和目的,有一半是整理和提炼以往的知识,而且这一半可能是更“基础”的工作。首先,学术的发展同人类的变化一样,有前进性,也有循环性,并非总是在生产新的精神产品。许多“旧知识”需要不断地传播。启蒙的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很难说它会过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因为人类一代代地繁衍,新一代在青少年时期总是蒙昧的。若不进行一代一代的启蒙,人类很容易回到野蛮状态,或者走向专制主义,或者走向迷信、狂热宗教甚至邪教,等。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知识,在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是“新知识”。中国化的一个最大教训是没有搞清楚资本主义,就去否定它,把它看作“旧知识”,结果是求新求异而掉进了古老的“平均主义”和“官僚制”的陷阱。其次,整理、提炼以往的知识也可以有“原创性”。比如,以往没有人对冯友兰的思想做过系统的整理,某一个人作了,他的这一工作就是原创性的。
    近年来,“创新”、“原创性”这样的词语被喊得很响。意识形态领域喊这个口号,是要根除教条主义的束缚,是另一回事。而学术领域则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学术需要先追求规范化,然后才可能谈创新。这就像拉小提琴,要想成为有创造性表现力的大师,必须首先作到左右手的基本技术动作规范。基本动作不规范,别说当大师,连合格的乐手也成不了。西方大学的硕士论文一般是写一个专题读书报告,而中国的大学的研究生手册几乎都在强调硕士论文“创新”。哪一个更科学?显然是西方大学对硕士论文的要求更加科学。创新、原创性不是随便喊来的。重大的哲学科学创新需要科学与人类社会的革命性进步为基础。至少到凯恩斯时,经济学中的重大都已经成型了,帕森斯以后,社会学便走向庸俗化,不是创新,而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个硕士论文能够有什么创新?有的硕导、博导在指导论文时,不断地喊“创新”,其实他本人一辈子也没有写过一篇规范的文章,甚至连课都讲不好。他这样指导的研究生,在将来也同样是讲不好课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一篇有分量的读书报告必定能够讲一堂很有价值的课,而一篇凭自己想象写成的所谓“创新”论文则不能,或许研究生、导师、捧场的评委们以为是“创新”,但实际上却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小把戏,或者什么也不是。
    在商品经济和金钱欲的诱惑下,读书日益让人们觉得痛苦,转型社会中市场赌博冒险行为与学术领域的浮躁心理相映成趣。“旁征博引”是中国学术的古训,并不是西方现代学术独有,然而今日却有人竭力反对它,还用“创新”为借口来遮掩自己的懒惰心态。这种倾向如果继续发展,只能导致中国学术研究丧失其基本功能,从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2.引证与“原创性”对立吗?
    不少谈及引证的文章,都把引证与“原创性”对立起来。其逻辑是:一篇文章,引证越多,自己的东西就越少,因此“原创性”也就小了。在这里提出前面已经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原创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共产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等,都是原创的吗?都是前人完全没有涉及过的吗?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的创新性至今有许多人怀疑,但是,又有谁敢否定他的学术大师的地位?在学术史上,有多少重大的理论创新不是在前人、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实现的?包括被视为最有原创性的弗洛伊德的精神理论,难道前人没有一点相关的涉及?
    一篇文章,引证越少就说明自己的东西越多——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论断。按照这种逻辑,党报中的社论最具有原创性,因为这样的文章多是连一个引证和注释也没有。在一篇学术文章中,没有著明出处的话与段落,有些可能是自己的,有些是别人的,包括大学课堂听来的、从媒介、书籍中得来的,等,只是被同化进自己的知识结构中换个方式说出来的而已。真正属于自己的、全新的道理,在古往今来的任何学者那里,都是很小的一部分。博大精深的马克思恩格斯写了那么多著作,恩格斯归纳他们的“发现”只有两点:一是剩余价值学说,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两点也是在前人的价值论和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的。至于那些根本就没有读什么书的学者,认为自己能够说出很多“原创性”的思想,我对此真感到茫然。
    在当今国际学术界,沃勒斯坦是尚活着的并很大的屈指可数的学者之一了。他的核心著作是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可以说,它是我所读到的引证最多、最烦琐的书了。有的地方几乎是一行一个引证或注释,让人奇怪他怎么能够读那么多的书。还有马克斯·韦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其中的引证和注释的篇幅几乎和正文的篇幅相当。这样的例子说明了什么呢?韦伯自不必说了。沃勒斯坦被共认为是最有创新力的一个学者,他的许多新奇的观点引起不休的争议。如果读了这两部书并知道其学术价值,我们还会把引证和“原创性”或创新对立起来吗?
    引证不仅不与创新对立,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前面已经说明,学术研究的任务之一是整理、提炼以往的知识,以实现新的传播。这个提炼过程就像从矿石堆中提炼黄金一样,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别人忽视了或不知道前人的某个有价值的论述或思想,你重视了(引证了),本身就是一个贡献,一种创新。这种提炼工作能够分出水平高低,比如,有的人选的是纯金、有的人选的是品位高的矿石、有的人选的则是矿渣,等。无论怎样,这是一项需要精力和智慧的创造性劳动。引证的,既是对他人思想或论述的转述,也是引用者的智慧的结晶。即使是一篇没有任何分析的完全“综述”性的文章,它也有个“取舍”的艰辛劳动过程,因此,也比那些天马行空地凭借想象发挥一通的所谓“原创性”文章有价值。至于研究性成果,其引证部分被作为正反面的佐证,是“创新”不可缺少的有机成分。不懂得这样的道理,别说什么“原创性”、创新,恐怕连个平庸的“学者”也当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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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7-23 10:20:53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引证问题看中国学术的非理性气质

      3.技术因素是次要的吗?
    在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充分理性化的环境中,技术的因素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总是受到贬低、忽视。人们的价值取向是追求更高的、更大的、更远的目标,希望从“大事上”、“本质上”、“根本上”一揽子解决,而不知道的特征是从技术细节上作起。在意识形态领域,追求遥远的“主义”、“理想”,结果把社会搞得乱糟糟的,甚至以不同的形式走向迷信崇拜或狂热宗教。在学术领域也是同样,空喊“立场”、“倾向”、“创新”、“突破”,而轻视具体规范,使学术始终停留在低水平和前状态。
    “学术规范”是一个比较宽的概念,包括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概念体系、以及具体的等。引证是最基本的规范,也是技术层面的工作。现代理性的原则要求人们用技术的、科学的手段处理事,以达到预期目的。这种原则同样渗透到现代学术中,并成为学术评价的一个标准。一篇规范的论文,通过介绍学术传统、通过引证、注释,既传播了知识信息又使读者能够看清楚作者的创新之所在。引证这个技术性工作,使论文的质量得到起码的保证:如果作者自己没有新思想,它的文章也有“资料”的价值。有些领域的研究,比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报告、社会学的抽样调查等,是不需要的,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科学论文,也有必要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材料的来源。而一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文献资料(著作、记载、档案记录、统计数字等)的基础之上的,引用文献资料的范围、取舍、详略、对比、等,都一一关系着论文的质量。一个学者可以拼凑引证的数量以达到“形式”,但读者也很容易识别它的虚假与水分。
    引证是促使作者“创新”的一个推动力。故意隐匿某一论述或思想观点的出处,常是作者创新乏力的结果。他(她)不能够在别人思想的基础上继续进展,所以干脆把别人的话当作自己的说出来,或作为自己的结论。这样做,被称为学术“剽窃”,是一个很尴尬的、不光彩的境地姑且不说,久而久之地不动脑筋,创新力也将彻底丧失。规范的引证则是一种强迫力量:别人已经说过了,要想有创新,必须超过别人的论述和结论;要么仅仅是一种介绍之作,尽管也有其价值。
    引证能够促进形成良性学术生态环境。,的学术生态环境很差。许多学者一提到学术环境,就习惯性地批评行政干预的学术体制。不可否认,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的确构成了学术进步的障碍,另一方面,也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体制。应该明白,“体制”不仅仅是官方制度规定,而同时包括每个个人的行为习惯。可以说,学术界许多坏的现象都是学者们自己所为。中国学术目前没有象样的学派、流派,有的只是师生关系、私情关系的小宗派、小团体、小圈子,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左派”与“右派”。这是一个很恶劣的学术生态环境,要想改变它,仅仅靠政府制定文件、发号召是没有作用的,而要靠每个学者的基本素质的提高。学术创新是在研究学术传统、整理与提炼以往知识的基础上实现的,学术流派也是以学术规范化为基础形成的。被不少人引为自豪的所谓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髓,实际上是一种很有害的传统思维习惯。它在学术上的表现是,把别人的成果和自己“合一”,稀里糊涂地分不清你我。以这种非科学的、非理性的方法,怎能期望有进步、创新?怎能有“流派”产生?
    以上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引证的重要性,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学术界目前存在的非理性的精神气质。忽视、轻视、践踏学术规范,显然是一种情绪性的、情感性的前科学蒙昧状态。从社会心角度看,这种精神气质与宗教的心理活动很接近。它在落后国家十分普遍,与人们行为中不尊重、纪律、不遵守规则等,以及思想中的迷信、崇拜、碰运气、急于求成、对成功者嫉妒等,是共生的事物。我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发现,外国学者的论文都是很规范的,有大量的引证注释,还附上文献;而中国学者的论文则多是光秃秃的。更让人悲哀的是,中国学者还常带着松松散散、满不在乎神气,自以为是地讥笑别人“形式主义”;有的学术刊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的刊物)或者把所有文章的注释全部删掉,或者苛求7000字以内以便多发稿子、多揽人情;有的研究生一边做生意赚钱或者睡懒觉、上网游戏,一边咒骂答辩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文献引证的要求妨碍了他们“创新”……这样的等等现象,都一一说明了中国学术的原始与粗糙。
    现代化的学术是高度理性化的,它对手段和方法的精细化和技术性的要求很高。一个学者不一定每一篇文章都是严肃学术论文,他有权利写随笔、感想、时评、杂论等类型文章,并可以成为各种“家”甚至“思想家”。但是,学术理性是很严酷的:这样的文章只能算是“学术性的”或者“与学术有关的”,而不能算是严肃学术论文(或“科学的”论文)。那些不愿意写出一些严肃学术论文的“学者”,只好永远站在学术殿堂的大门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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