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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五至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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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21 19:05: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 论文库www.Lwku.com  作者: 庞  朴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的公布,消除了多年来对《礼记》、《家语》中“五至三无”说的怀疑,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将它当做孟庄以前儒家论题来看待,探讨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了。       儒家主张礼乐治国,强调“能以礼让为国乎,何(难之)有”!这个礼乐治国,不是说彼此点头哈腰,整天吹拉弹唱,便能治理国家的;它讲究的是“礼乐之原”。所以书中称引孔子曰:“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他们相信,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通达礼乐之原,然后方能以之“致五至”,以之“行三无”,以之“横于天下”,走向国泰民安,到达世界大同。
       若问“礼乐之原”是什么,那算问到儒家学说核心之处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在儒家看来,玉帛钟鼓、揖让律吕,都只不过是些礼之仪和乐之表,远非礼乐之原。据说弟子林放曾向孔子问过“礼之本”,孔子特别夸奖了一句“大哉问!”然后才回答道:“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就是说,与其追求仪式上的浮华(“奢”)与完备(“易”),不如提倡情感上的质朴与本真,这才是礼乐的本原之所在。
       在《民之父母》篇中,其“五至三无”之说,对礼乐之原有一番的论证和诗学的赞美,是我们深入认识儒家的绝好资料,有待仔细玩味,慢慢琢磨。

       简中记载孔子回答“何如而可谓民之父母”说:
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其可谓民之父母矣。
为民父母者必须达于礼乐之原。此所谓的“礼乐之原”,或礼乐之所以为礼乐者,不是玉帛和钟鼓,而是志和气(说详下)。“达于礼乐之原”者,不是说达于志和气,而是说通晓于礼乐之原为志气一事。只有通晓于礼乐之原为志气,方能由之到达“五至”,以之推行“三无”,成为民之父母。
       我们知道,礼乐是需要玉帛钟鼓来体现的,但玉帛钟鼓本身并不是礼乐,而是礼乐之器,形而下者也。玉帛钟鼓能以传达出行礼作乐者的志(所谓“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之类),这个志,却又已不是礼乐,而是礼乐之道,形而上者也。这个礼乐之器和礼乐之道统合在一起,亦实亦虚,有形有神,组成为礼乐之气,方才是我们通常笼而统之所谓的礼乐,或礼乐本身。
       不仅礼乐如此也,任一事物都有这样的“志(或道。主观者为志,客观者为道)”“气”“体(或器)”三个层面,都是三合之一。三者的关系,正如《孟子》中所描述的那样:“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呈现为上(志)中(气)下(体)或正(志)反(体)合(气)的结构。由于志为气之帅,所以孟子接着说,“夫志至焉,气次焉”(《公孙丑上》),志走到哪儿,气也跟着到那儿;反过来理解便是:哪儿有气在,那儿便有志。当然,这气和志,还得要附着在体上,具体为某某物事,方才成为生活的实在。
       志至气次这句话,历来多释为“志为至要,气为其次”。此解确也道着了儒家的某些看法;但《孟子》此处所说的却是另一层意思,是“心之所至,气即随之”(毛奇龄,据焦循《孟子正义》引)的意思。这层意思, 在竹书“五至”之说中,表现得最为淋漓:
孔子曰:“五至”乎,志之所至者,诗亦至焉;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礼之所至者,乐亦至焉;乐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哀乐相生。君子以正。此之谓五至。
志、诗、礼、乐、哀五者,以“志”为首,逐一“至”去,五而止;是为“五至”。从字面上看,这五者不分轩轾,彼此平等;但在实质上,志却高出一筹,与四者有别。盖所谓的“志”,乃心之所之,是人及其行为的形而上的动机,是统帅。而诗、礼、乐、哀四者,在这里则属于“气”的层面,是受制于统帅跟随着统帅的种种行为。
因之,“志之所至者,诗亦至焉”这一句,正是孟子所说的“志至焉,气次焉”的意思。有所不同的是,以下三句,诗至礼亦至等等,却不是诗为礼之帅等等意思。这是必须特别注意之处。
我们知道,诗能言志,诗也总是在言志。正由于此,诗本身遂不是志,也便不能成其为气之帅。于是,“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等三句,与“志之所至者,诗亦至焉”那一句,虽然句型全同,含义却大不一样。其中,志至诗亦至,是帅和卒、主和从的关系;而诗至礼亦至等等,却是卒和卒、友和朋的关系。
因此,“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等三句,应该分别理解为“志之所至者,礼亦至焉”、“志之所至者,乐亦至焉”、“志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即理解为实质上的并列关系,而不为字面上的串联所迷惑,方能真正捉住五至的真谛。也只有这样去理解,方能清楚看出,礼乐之原,都在一个“志”字上;而不致遭受字面干扰,误认诗为礼之原、礼为乐之原、乐为哀之原,忽视志的地位,陷入无名混乱。

       礼乐之原原于志。志之所至致五至。五至之用用于正己。孔子曰:“五至乎,……君子以正。”这个“正”,指的就是正己。正己乃儒家人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功夫,孔子相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孟子认为“其身正而天下归之”,都曾把君子正己视作实现王道的首要大事。
       正己的途径很广,招数也很多,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并应该进行。儒学著作中,无处不可碰到正己的有关教训。《民之父母》篇中提出的以五至正己,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儒家认为,心是人的主宰,正己的根本在正心;所以五至的头一至就是“志至”。郑玄为《礼记》作注的时候说,志至,“言君恩意至于民”也。那是儒家学说意识形态化了以后,经师们的套话;并非原著本意。原著里面既无君、亦无恩,只有一个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因而所谓志至,就是心到它所应该到的地方,也就是正心、诚意那一套功夫,属于道德范畴里的事,与本无干系。
       那么,心何所之而为正?志何所至而后止?孔子于此曾有曰:“志于道”;孟子答“何谓尚志”亦曾云:“仁义而已矣”。可见道或仁义,便是儒家所设置的心的目标,志的归宿,从而,也是他们所理解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地,或人的本质之所在。
简单一点说,“志至”所要解决的,是“质”的。志至则诗亦至、礼亦至、乐亦至、哀亦至,诗礼乐哀四至,属于“文之以礼乐”的范围,其所要解决的,是“文”的问题。“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五至要求人们在质、文两个方面都不懈其追求,它与正己关系,大体如此。
       与正己相对且相关的是正天下。正己的终结目的也在于正天下。竹书《民之父母》认为,正天下的使命,是要靠“三无”来实现的。书中说:
孔子曰:三无乎,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君子以此横于天下。系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而志气塞于四海矣。此之谓三无。
这段文字有一些版本上的纠葛。“君子以此横于天下”一句,传世本(《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皆无;“系耳而听之”等五句,传世本用于描述五至,而不像竹书这样用于形容三无。
       仅就这段文字的三个版本来鉴别这几个句子,是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的。幸好《大戴礼记·主言》中有一节相似论述,可以用作参照。那里说:
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虽守不固;三至不行,虽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冲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还师。……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
与竹书的“五至三无”相仿佛,大戴礼有所谓七教三至。它宣称,明主内修七教乃“可以守”,外行三至则“可以征”;这与竹书的五至“以正”己、三无“以横于天下”,亦颇一致。尤有进者,大戴礼的“三至”(至礼不让,至赏不费,至乐无声),基本上正就是竹书的“三无”。因而,据此来校正不同版本的五至三无说,应能具有相当的可信性。
       根据大戴礼的“外行三至”,似可推定:“君子以此横于天下”的“此”,指的应该便是“三无”;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却能塞于四海的,也应该是“三无”中的“无”。竹书的这一节文字,较之《礼记》、《家语》的相关部分,读起来更为顺理成章一些;后者显系传抄致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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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1-7-21 19:05:39 | 显示全部楼层

再说“五至三无”

  三
考证既明,再回到三无与正天下,看看三无何以能够正天下。
       首先需得澄清的是,他们所理解的三无的“无(無)”,并非不存在,或系非存在;只是由于它不可得而闻,不可得而见,无法以感觉得知,仿佛无有,遂谓之为无而已(参见拙著《说無》)。这是当时人们一般都有的观念,譬如相信神鬼精灵的存在,便是一例。道家人士往往由之更进一步,认为与万有相比,这个无,乃是最高最大最后的存在,是世界的本原;其他学派,从已知的中,还很少见有作此否定性玄思的习惯。
现在竹书告诉我们,这样的形而上的观念,也出自罕言性与天道、崇尚仁义礼乐的儒家之口,不能不引起我们瞪大眼睛。
       我们看到的是,三无所谓的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在思路上,与道家所谓的“大音希声”(《老子》)、“至礼有不人”(《庄子·庚桑楚》)之类,确实同出一辙;都是透过现象来抓住本质,抛弃相对去拥抱绝对,突破俗习而诉诸真情的。因而其所谓的三无,便不是说乐不需有声,礼不得有体,丧不能有服;而是说此声、此体、此服,都不过是些现象上的有,是暂存的,相对的,有待超越的。乐声再响,能绕梁三日,也终有尽时;礼仪虽盛,呈文章七彩,亦难得永存。于是他们相信,唯有那藏在诸有背后的决定着诸有的灵魂,那个无,或曰那个气志,才能无远不届,无时不存,塞于天地,充于四海。
       由此往后,儒道两家便分道扬镳了。道家认为,既然万有都是有限的,只能充当认识无限的阶梯;那么,一旦认识到了无限,这有限便可以抛弃也应该抛弃了,这叫做“得鱼忘筌”,叫做“以万物为刍狗”,叫做“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儒家却不然,他们虽然也主张以三无而不是以三有横于天下,却并不因之便废弃礼乐本身,相反,他们主张有无双修,强调气志并举,以便从实在的礼乐中去把握无声无体之无;这就是简中所反复咏叹的“五起”的真谛之所在,以及其所以反复咏叹“五起”之用心。作为实践理性主义者,儒家是时刻注意着的可操作性的。
       道家倡无,意在否定一切,而且首先是为了否定仁义礼乐之类的教化;儒家也跟着主张三无,却欲以此“无”来正天下,即推行仁义礼乐之类的教化于四海;从这一项很强烈的对比中,或许能找到不少理论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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