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理论：当代政治传播学的理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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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论文库www.Lwku.com  作者: 李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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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阴谋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经验假设，认定某些事件（的或当前的）是由一个或几个有势力的秘密组织阴谋操控、秘密实施产生的结果。由于阴谋理论往往很难得到事实的佐证，因此成为一个贬义用语。按照波普的观与检验理论科学性的标准，阴谋理论并非科学。但事实上，阴谋理论并非是无根据的、非理性的、虚伪的。
[关键词]阴谋理论；科学哲学；可证伪性；
[Abstract] A conspiracy theory is the belief and empirical hypothesis that historical or current events are the result of manipulations by one or more secretive powers or conspiracies. Because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frequently difficult to support with evidence, they are used as derogatory words. According to Karl Popper’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falsifiability criteria, conspiracy is not a science. But in reality,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not all baseless, irrational and deceptive. [Keyword] Conspiracy o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Falsifiability, Society

一、理论、阴谋理论、社会阴谋理论
Conspiracy，阴谋，源自拉丁文“Conspirare”，原意为“共同呼吸”；它的当代用法一般意指某种情景：两人或多人一致完成一项非法的或非道义的行径。该词的核心成分包括：一群人、机密和恶意企图。世人公认阴谋不仅广泛存在，而且形式多样。它不仅包括团伙犯罪、集团犯罪，也涵盖实施“攻守同盟”的卡特尔，以及有组织的贿赂等等。[1] 然而，任何有关某一阴谋（至今尚未证实）的推测都能以术语“Conspiracy Theory”（阴谋理论）来加以表示。这一区别设定了真阴谋与阴谋理论的界限。
阴谋理论，它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经验假设，认定某些事件（历史的或当前的）是由一个或几个有势力的秘密组织阴谋操控、秘密实施产生的结果。它断言，某些特殊重大事件，例如暗杀、革命，甚至是商品推广的失败，并非仅仅是由公开的政治力量或市场力量实施的公然的行动而导致的，而更是由于非公开的操纵而产生的。[2]
与此同时，由于阴谋理论是基于对非公开行为的断言，所以它们往往很难得到事实的佐证。于是乎，势力团体甚至个人都可能会用这个字眼去谴责那些有罪的（真实或假定的）人。它常常被人们轻蔑地用来描述3种想法：(1）广泛认为是虚假的但却尚未证实的推测；(2）不可能证明是真是伪；(3）妄想猜疑的，或无中生有的。术语“阴谋理论家”（Conspiracists）也往往被用来轻蔑地形容那些易于相信阴谋理论的人士。心家指出，那些相信某一阴谋理论的人也往往会相信其他阴谋理论。
阴谋理论的涵盖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暗杀、秘密社团与兄弟会、被压制的工艺技术、间谍机构、监视技术、疾病与流行病、排犹信仰体系、地球外生命、宗教预言等等。正如威廉·哈森所指出的，“我们自己的语言里布满了带有意志的词” [3]，而且在对话表述中“阴谋”与“阴谋理论”这两个术语往往被混用，因而极其容易被攻击和蔑视。阴谋理论的批评者们对这一理论的蔑视相当普遍。美国学者威廉·哈森在其《世界新闻多棱镜》一书中指出：“上的新闻贩子不仅能迅速得到更多的新闻，而且还能接触到一整套轻率而不负责任的信息，其中包括种种未经证实的传闻、臆想、评述、讨论，甚至阴谋理论等。”[4] 尽管它在西方世界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却往往被视为偏执的世界观，因为它包含有迷信的。例如某些人认为，在我们的世界，除了表面的运作逻辑外，还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历史的底层操纵一切，譬如魔鬼组织“光明会”（Illuminati）。[5]
事实上，在迷信、谣言的阴云中，阴谋理论也包含着怀疑与批判精神，包含着对社会组织体系的辨识。而且由于它自身尚未得到充分证据的支持，所以也难以真正推翻。《The Persian Gulf TV War》（波斯湾电视战）一书的作者柯尔诺（Douglas Kellner），在精心搜集并仔细核对海湾战争的巨量信息之后，仍不得不承认他无法否认某些阴谋理论（例如美国诱使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6]
为证明将某一“理论”视为贬义的“阴谋理论”是正确的，诋毁者往往罗列出3项指控：(1）未受足够证据的支持；(2）不能被证明为不正确的；(3）无法置信的古怪看法。然而，辩护者往往对此做出如下反击：(1）卷入阴谋的那些强权人物隐藏、销毁或者混淆证据；(2）在他们看来，对方没有开放的心态；(3）对方可能受政治动机的激励，并可能在现实环境中有自己的利益。正是由于第3个辩护论点，阴谋理论具有了社会阶级的属性。
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政治与文化层面，阴谋理论也渗透入“文化”与“文化霸权”的范畴之中。20世纪30至40年代初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他们对大众文化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是一个凭借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它以大众传播和宣传媒体，如电影、电视、广告、无线电、报刊、杂志等，操纵了非自发性的、虚假的、物化的文化，成为通过娱乐方式欺骗大众，束缚意识的工具。[7] 在这里，传媒成了阴谋理论实施的工具。而葛兰西在《Prison Notebooks》（狱中杂记）一书中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Cultural Hegemony）则是指统治阶级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而行使的文化支配权力，它可以通过文化消费的方式劝诱被统治者接受自己的道德标准、政治观念和文化价值，而无需使用武力。而且霸权的形成并非统治者单方面的意愿，而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谈判后产生的，是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8] 这表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社会文化实际上并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是一种来自不同阶级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联合体，这直接将阴谋理论赋予了大众文化。
二、阴谋理论是否科学
卡尔·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是20世纪英美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范围包括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和形而上学等。他对阴谋理论有如下评述：“有一种非常有的哲学人生观，大意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了某件真正坏事（或是我们非常讨厌的事），那么都肯定有某个人是造成此事的原因：这件事肯定是某个人故意而为。”这种观点顽固地存在于《荷马史诗》、后期基督教思想以及阶级批判的社会学中。他还将“那种把战争、贫困和失业看成是来自某种邪恶的企图或某种阴险的计划的理论是常识的一部分，然而未经过批判的考察”，称为“Conspiracy Theory of Society”（社会阴谋理论），并坚定地认为“理论性的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去发现造成了我们的行为所导致的不受意图决定的后果的那些社会关系”。[9] 这样就否认了某些坏事（例如战争、贫困和失业）是由某些集团或个人有意策划出来的；或者说，事件的发生和结果其实并不受某些集团或个人的意志影响。
一些社会科学研究的确证实了他的看法。例如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对1968年10月27日伦敦反越战示威游行的报告，驳斥了“妖魔化”阴谋理论。当时，6万多学生在伦敦举行了游行，平静而有序。但英国的媒体报道却与事实大相径庭，所有报纸和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报道的焦点对准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极个别冲突上，将一个总的来说组织严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描绘成一个充满暴力的事件。莱斯特大学对此进行了细致调查，发表了英国批判传媒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10] 此次游行的案例研究证实了这一传播渠道非民主化的过程。文章指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多种传播渠道本应向公民们提供多方面的关键信息，保证其政治和社会参与的权利。但在一个传媒日益迈向兼并和垄断的，公民的这种基本权利正在受到威胁。报纸和电视对这次异常和平的游行示威做了极为片面的报道，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极少数的暴力场面，给受众一种错觉，似乎这次示威游行充满着暴力冲突。但这种情况并非如阴谋理论所认为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大众传播媒体故意炮制出来假象，以此蒙骗人民大众。经过调查发现，大多数新闻记者当时并无意去掩盖和歪曲事实的全貌和真相，而且他们的职业训练首先强调的是真实报道，逼真地映射出事实的真相。但这些却使复杂的传媒体系在各自独立的运作中得出近乎一致的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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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的便士报竞争导致了商业报纸为取悦尽可能多的读者而故意避免鲜明的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道，以至于不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事实报道成为的主流。电视不但继承了这一实践规范，更将它推向极致。于是，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件的全貌往往被忽略了。其次，商业竞争使媒体从业人员形成完整的职业习惯、操作规范和价值系统，这些都决定了他们从事新闻报道时的定势和取向。于是乎，媒体内容并非因商业竞争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使它们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标新立异也只能在类似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行。结果，极其不公正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缺乏其他说法支持的情况下，受众根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和全面性。一个总的来说非常和平的反战游行，在许多观众心目中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充满暴力冲突的事件。不仅如此，报纸和电视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最后还变成为了，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但更多的阴谋并非如这一案例那么容易追踪和检视。例如西方政治学中有两种对立的理论模式：多元竞争和权力精英。多元竞争模式认为：西方民主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权力向一切社会集团开放，各种势力通过多党制和议会制进行公开、公平竞争以及谈判和妥协，任何个别集团都不可能长期取得垄断地位。但20世纪60年代后，权力精英理模式的地位上升。它认为，在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形式，真正实质性的政治决策，是通过一小批精英人物在幕后操纵完成的。提出权力精英模式的人，如米尔斯（C. W. Mills）强调社会高层圈子内的密切联系 [11]，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关注政治议程的幕后预设，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关注大媒体的思想控制等等。如果将这种理论推至极端，就是“阴谋理论”。但假使我们深入美国社会的体制结构，就会发现，权力精英模式是更准确地反映现实。在表面上，美国制度中的总统、参众议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掌管着最大的权力。但在美国社会日常运作的过程中，最高利益中心和实际决策中心，远不在于三权分立的政治家们的台前表演，而是处在幕后的，一个集社会等级、实力、文化资本等各方面特权于一体的利益集团。[12]
三、校验理论性的标准
波普在划分正确与错误的观的同时，还提出了检验理论科学性的标准。他认为，要判断一个理论（ory）是否是科学理论，重点并不在它能被证实（Verifiable），而是在于它能被证伪（Falsifiable）或具备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所有科学命题都要有可证伪性，不可能为伪的理论不能成为科学理论。 [13] 但波普的标准是否应像在科学那样严厉一样应用到社会科学上，这已成了一大论题。这一标准在对阴谋理论的认定方面，也时常让人困惑。
例如阴谋理论者认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乔治W.布什与美国石油公司一起谋划的结果。但是，石油公司股价随后却下跌了，这一事实成为阴谋理论失败的经验主义证据。但他们还指出，战后主要美国石油公司对伊拉克油田展开掠夺，这却是支持这一阴谋理论的经验主义证据。一些数据看似证伪了阴谋论的观点，而另一些数据证实了这一观点。
阴谋理论的批评者们有时也辩解道，许多阴谋理论并不能证伪。这一说法常常是正确的。例如，根据民意调查，尽管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本·拉登与萨达姆·侯赛因有密切关系，然而它却从未得到美国政府的明确证实。鲍威尔（Colin Powell）曾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提供了一盒磁带，显示本·拉登与萨达姆·侯赛因有染。不过这盒磁带似乎是一种误导。还有有关微软、英特尔和美国政府联手的阴谋理论，认为这两家利用软件、硬件来窃取我们的机密和隐私。专家们认为微软在其Windows操作系统里开了“后门”，以换取美国政府在反托拉斯垄断方面网开一面。但即使放弃微软的操作系统，电脑机箱里英特尔的Pentium系列芯片上还有一个独有的序列号。用系统后门与电子序列号来对使用者进行遥控和追踪，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但却尚未有证据证实这一阴谋理论。 波普认为，一个无论对错与否，都不能被证明是错的理论，是不能承认为科学的。但上述阴谋理论却可能暗示着，可证伪性的标准是很难或不可能应用到变量不能被独立出来的复杂环境中，尤其是社会和政治环境。按照波普的标准，“没有”政治上或历史上的假说是科学的，因为没人能令人信服地做出明确的、显著的、经得起检验的以及正确的预言。但是，这并非意味着阴谋理论根本就是无根据的、非理性的、虚伪的。只是，按照波普的标准，它们并非科学而已。


注释：
[1] 史学家通常使用术语“阴谋”来表示那些被认为真实的、已证明的，即使是似是而非，但至少又有点证据的阴谋。此外，术语“阴谋理论”有时也用来描述社会学领域对阴谋现象的尝试与努力。
[2] 定义Wikipedia，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spiracy_theory
[3] 马特·里德利 著，刘菁 译：《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第二十二号染色体 自由意志（3），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4页
[4] [美] 威廉·哈森 著，张苏 译：《世界新闻多棱镜——变化中的国际传媒》，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第5页。
[5] 据说，光明会的历史可追朔至古巴比伦时期的神秘组织，于16世纪在西班牙正式成为异端教派。光明会在背后操控每日全球大事、策划人类历史，预备着末日的魔鬼国度来临。近代，有关“光明会”的传说认为：历代美国总统除林肯和肯尼迪外，皆是“光明会”成员；现今流通1元美钞的反面，印有一座13层的金字塔，塔上有一枚发光的“邪神之眼”，即“光明会”的神秘徽章；2002年欧元正式启用，据信也是“光明会”魔鬼计划的一部分。
[6] Douglas Kellner, The Persian Gulf TV Wa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67-8.
[7] Theodore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8] Antonio Gramsci, Edited by Joseph A. Buttigieg: Prison Notebook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6
[9] [英]卡尔·波普尔 著，范景中、李本正 译：《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第二十四节，北京：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10] Halloran, James D. Philip Elliot. Graham Murdock.. 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0
[11] Mills, C. Wright: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2] 李山: 中美关系为何起伏动荡？ http://www.zaobao.com/zaobao/special/china/relations/us_visit/zhu070499j.html，1999年7月4日 [13] Popper, Karl 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3rd edn., London: Routledge. 1969, pp36-37